另一个“疯狂的黄庄”

“别睡了，7点40了，上课该迟到了。说你呢啊！”在海淀黄庄十字路口西南角的麦当劳店里，一位母亲对自己打瞌睡的儿子无奈又焦躁地说道。只是去取餐的工夫，儿子就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这是一个周六上午，这个孩子应该在8点去上课外补习课。

具体是什么课，很难猜测。因为在旁边的大厦里，理论上可以完成从学前到高三所有科目的知识学习，如果需要其他体系辅导，无论出国还是竞赛，也一应俱全。也很难确定这个孩子来自哪个学校，因为不仅居住周边的学生，许多家长不远数十公里，从东城、朝阳、丰台等地特意把孩子送来黄庄上补习班。

在中国教育最受瞩目的北京市海淀区，黄庄又是一个中心。以黄庄十字路口为圆心，半径仅数百米内，汇聚了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机构——西北角，两家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好未来集团（“学而思”母公司）和新东方集团的总部；东北和西南角，两所知名公办中学，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周边林立的大厦里更是藏着大大小小的培训班、留学中介、亲子中心、家长俱乐部……出现在黄庄的人——无论学生、家长、教育者，对教育的理解和诉求千差万别，几乎只有一个共同点——共用同一个麦当劳。

有人称这里为“疯狂的黄庄”，因为“在黄庄，你找不到一个不焦虑的家长”，学生和家长都被日益白热化的课业“军备竞赛”绑架。但这只是马路西侧的黄庄。这儿是一切矛盾的集中地，也是一切生机的土壤。马路东侧有另一个“疯狂的黄庄”，一样“疯狂”，奔跑的方向却相反。

黄庄路口东侧，今年新开学了一所创新高中：探月学院。

“矢量和标量有什么区别？”

“嗯……我想想。”

这是物理老师申亮和学生一萌之间一场一对一的“考试”。

“矢量有方向！是往某个方向前进的东西。”一萌说。

“很好，那你举一个矢量的例子？”

“火车！”

申亮老师对这个回答有些措手不及，短暂而尴尬的安静后他反问：“那如果我向你走来，我也是矢量了？”一萌显然觉得不对，却一时说不清为什么。申亮进行了解释，矢量有方向没错，但必须是一个“物理量”，比如火车的速度而不是火车本身。

这是2018年11月初发生在探月学院的一幕，老师和同学们在进行第一次“混合式学习”的阶段检测。“探月”目前只有38名创始届学生，校区是经过精心改造的半栋楼，包括教室、公共区域、休息空间等，体育设施则借用周边公共资源。学校属于私立性质，收费标准一年15万元左右。

一萌犯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简单的错误，不过没有关系。她去自学了高中物理的头几课，然后来和老师核验进度，显然她理解了很关键的一部分，但没有完全搞懂“矢量”和“物理量”的关系。在申亮老师的帮助下，她现在清楚了。按照设想，这样的带有反馈过程的自主学习，效果不应该比坐在课堂里接受知识差。

考核是一对一进行的，因为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都不一样——他们自己进行规划，如果有充分的理由，也可以不在这个学期学物理，或者根本不学物理。这和申亮之前任教的学校，无论是公立的人大附中，还是私立的凯文学校，都很不一样。

“班级”“科目”“考试”，构成了传统中学里学生生活的核心，但这些概念在探月学院甚至不存在。进入“探月”后，学生们不分班，也无所谓年级，自行规划选课、参加活动，在3或4年内完成高中阶段教育。有明确学科边界、线性知识结构的“科目”学习不再是主体，而只是三分之一。学生可以利用可汗学院等网络资源自学，组织学习小组，教师进行答疑和检测——不过，不上课。也不存在“主科”“副科”的区别——按照“探月”对教育的理解，每个学生的人生规划不同，大家的“主”“次”自然也不同。

那教师教什么课？主要是“项目式学习”。比如张阳老师这学期的课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历史地图中的密室逃脱——如何平衡历史资料中的主观和客观”。课程最后，同学们要模拟博物馆策展人，以各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为素材，办一个关于“历史中的主观与客观”的虚拟展览。课程的规划就围绕这个项目展开。

如果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这门课涉及世界历史、政治、地理三个学科，但张阳并不会讲授太多具体事实和概念性的“知识”——毕竟每个人最后要做的展览内容不同，学生需要自己去获取所需的知识。课上要做的是培养“核心素养”，比如创意、思辨、沟通、协作的能力以及信息素养。其中一堂课的话题是“维基百科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张阳让大家以托勒密为例，利用其他资源——学术书籍、B站视频、科普读物，什么都行，找出被维基百科遮蔽的托勒密信息，反思网络信息搜索的局限性。

“我设计课程的原则是，如果学生只能上一门关于历史的课，我最希望他们知道什么。”张阳说。她此前在上海中学和杭州云谷学校任教，拥有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探月”的其他课程，也有着类似的方法论气质和激发兴趣的意图，比如“如何爱上写作和演讲”“数据是如何撒谎的”等。教师们把自己称作“体验设计者”。

“混合式学习”，“项目式”课程，带领学生进行自我认知等“向内探索”的活动为“深度学习”，三部分构成了一个“探月”学生在校的学习内容。

不依照国家课纲和教学标准，也不是IB、A-Level等任何国外体系的简单移植，探月学院的系统是在参考现有规范的基础上独立设计的。细则很多，但最大的指导原则是他们的目标：培养“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这是他们所理解的“未来教育”——起名“探月”即是此意。

目前“探月”有38位学生，却有近20位教师共60余位分工明确的全职团队成员——除了申亮、张阳这样有在名校任教经历的教师外，也有苹果公司工程师、金融投资人、公共艺术家、科技公司CTO等不同背景的人在此任教或进行研发。“人员构成和气氛都更像一家快速扩张的创业公司，而不是普通的学校。”这是一位来访者的感受。确实如此，因为“探月”本来就是一家正在快速扩张的创业公司。

未来数年内，探月学院计划在全国开设6～8所学校，同时对外输出一系列教育相关产品和服务。现在黄庄校区的一切都还带有强烈的实验性。在龚欣瑜老师的课上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幕，一共8个人——龚老师和三名选课的学生，一位“探月”教研团队成员，一位为“探月”拍制纪录片的央视摄影师和另一位外部观察者。学院内部不停地有客人造访，教育家、投资人、科技人员……无数人正密切关注着这场教育实验。

教育实验如何发生

“你这18年的人生里，哪一段经历最有价值？”现任好未来集团战略顾问张璐鸥问他的学生王熙乔。王熙乔一度不知道该去做什么，来找他寻求建议。

“在附中的这段教育经历吧。”王熙乔说。

“如果你被这样的教育改变了，为什么不把它带给更多的人呢？”张璐鸥问。

“探月”创始人王熙乔，大家都叫他Jason。他是北大附中2015届毕业生，今年22岁，没去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开始筹备“探月”。“探月”的诞生，正来源于他自己受到的两种反差极大的教育所带来的冲击。

王熙乔初中在四川省绵阳市一所高压应试型学校度过，“和衡水中学一样，我当时感觉再那样下去我就完了”。于是他自作主张，决定来北京上学，申请了北大附中国际部——气氛宽松，又能让家长放心。

当时北大附中的校长王铮正进行着中国公立名校里最激进的教育改革。这场改革的成因和发展都颇为复杂，但有人总结出这些表面的变化：取消穿校服、不许带手机等不必要的规定，由班级制改为书院制，丰富的校本课程和灵活的选课制度，多样的文体活动（北大附中占地仅70亩的校园里有5个剧场），自由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有人总结：“学生爱死、家长愁死。”

北大附中是极少数由大学教师直接作为创校教师建立的中学，气氛自由、教法灵活是其出生之日起的基因。王铮就成长于这一传统之中，他本人是北大附中和北京大学物理系校友，主张“儿童中心”的杜威则是他最常提到的教育思想家。当教育的气氛日益变化，个性发展与学业军备竞赛的矛盾日益严重时，王铮选择了前者——许多人将他视作带来变化的人，但在北大附中自身的脉络下审视，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坚守者。

而王熙乔所在的国际部，其用于探索出国体系和道尔顿制（Dalton Plan）的教育理念，再加之没有高考的束缚，甚至更为自由。有两门课王熙乔最喜欢，一是原本是美国知名文理学院教授的Franks夫妇的哲学讨论课，二是张璐鸥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课——当时他们都在北大附中做全职教师。引入社会资源丰富教学，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从中国教育的一个极端来到另一个极端，给王熙乔带来了巨大冲击。拿到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趁着高三最后半年时间，他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内容就是把哲学课和企业家精神课结合到一起，他自己既当老师又当“共同学习者”，分享给校内更多的同学。

这一开始，再加上大家的鼓励，就停不下来了。“我知道大学申请书上写的自己的志向是在骗自己，你其实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王熙乔说。既然没有完全想好人生的规划，他决定先把眼前分享教育的事继续做下去，大学过一年再上——结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去。

他获得了关键人物的最初支持——王铮同意他留在北大附中，以活动指导老师的身份工作一年，同时继续他的项目，并且批准了一笔经费用于改造南楼空间，支持王熙乔当时的面向全市中学生课外活动的孵化器项目。一切得以启动。

此后的故事则是一步接一步的跨越式发展，慷慨的投资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有利的政策……王熙乔的项目从面向本校同学的课外俱乐部，到面向外校学生的孵化器，到变成现在的学校，其间只经历了三年多。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的结果。“如果一切早三五年，恐怕‘探月’也办不起来，那时候大的时机还没到。”王熙乔非常清楚，他无比幸运，所有的条件正好凑到了一起。

大的趋势之下，对新教育的需求呼之欲出——愈发热闹的各类未来教育大会和教育部未来学校实验研究课题似乎可作佐证。那些经受了不同教育体系的碰撞与反差，且又具备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的人，无论是不是教育的“门外汉”，都有可能成为新教育的开拓者。哪怕只是一个学生，比如王熙乔，或者是一位家长，比如李一诺。

2016年，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的李一诺接受了盖茨基金会的邀请，出任中国区首席代表，和丈夫一起带着三个孩子回国生活。孩子在哪上学就成了一个首要问题。“公立学校的问题，大家都懂的，国际学校呢，又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我不希望这样。”于是，只剩下一个办法——自己办学校。李一诺说，这个想法最初也把她自己吓了一跳。

两年后的今天，一土学校已经顺利招收了三届学生，且被视为小学阶段国内创新教育的重要代表。家长大多是各行业精英，也基本是李一诺的粉丝——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职场女强人兼成功教育三个孩子的妈，似乎有无穷的精力。常见的形容还有：思维敏锐、语速极快，非常具有职业精神。不过她也有着足够的幽默感，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如何培养一个“像李一诺一样优秀”的孩子》，其实讲的是她妈妈的故事。有人调侃，搞教育改革的人都多少带有自恋气质——他们至少得特别相信自己是对的。

一土学校的将台校区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内，并不豪华的校舍藏在小区里，旁边就是一个锅炉房的大烟囱。小区门口，坐着几个正在闲聊的大妈——“一土”专门有一个社区关系维护组，过年过节给大妈们送东西，有时学校办讲座也会邀请居民来听。“学校就应该在社区里，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在一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把自己围起来，孩子们在里面与世隔绝地训练着精英范儿，那样真的好吗？”李一诺说。在她看来，“接地气”是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一土学校，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乍看之下并无太多特殊之处，一样的书包桌椅、玩闹的孩子、老师在黑板上布置的作业：“数，p37；语，p18”。很多参观者的疑惑是，“这和一般的小学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很多人的设想里，李一诺夫妇有着科技和商业背景，一直声称要把“社会先进认识”带入教育界，他们此前又是硅谷创新学校AltSchool的学生家长，一土应该一看就充满未来感才对。李一诺说虽然也很强调科技的作用，但一土并不需要表面上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甚至挺“土”就挺好的。她在意的，是教育能否回归常识，这是中国教育真正缺失的东西。

在李一诺看来，眼下的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儿童友好型社会，相比于如何学好数学之类的问题，学校更应该关注如何善待儿童。“中国教育缺的东西是那些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东西。人是一个冰山，学术能力这些都是水面之上的，水面之下还需要有很多基石，才有可能去发展上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孩子的安全感。”

在一（三）班，门后挂着的一个个小口袋上写着每一个同学的名字，这是老师给同学的“悄悄话”信箱。“一凡，掉落一地的衣架一直是我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感谢你今天悄悄地把衣架捡起来，一个一个地挂好。”“若然，每次出教室门你都记得告诉老师，这让老师很放心，谢谢你。”信箱里的纸条大多是细碎的小事，但每个孩子都能得到来自老师的鼓励，甚至有些在其他学校恐怕是要被批评的行为，也以友好的方式提点，“老师只提醒了你不到5次，你就每天都记得挂衣服，哇！”后面跟了一个老师画的笑脸。

“这些就是构筑安全感的东西，因为它是悄悄的，是老师专门对你说的。”李一诺也拿出自己儿子口袋里的纸条看了看，大意是老师赞扬他数学课积极参与。她相信教育并不只是在学文化课的时候才发生，而是一个关系构成的场，而儿童最需要的关系，是亲密、真实、平等、安静的。“亲密需要安全感作为前提，真实就是不要伪装，这反而需要勇气，平等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对成人而言居高临下地面对孩子太容易也太有效了，安静是指内心的安静，这首先需要成人不是浮躁和过分焦虑的。”

谈起办学的经历，疲态与亢奋都呈现在李一诺的脸上，最琐碎与最宏大的词语也交替出现。不同于中国台湾等地区有专门的实验教育法，目前大陆对于“一土”这一类义务教育阶段的私立新兴学校，许多法规过于严苛，执行时又标准模糊，难免带来现实困扰。“可能以前我工作的地方都太‘照章办事’了，但是我现在和门口收垃圾的也必须搞好关系。”

但她和丈夫仍然有着远大的图景，他们希望把自己在商业等领域积累的经验应用于教育行业，建立高效、有成长性的组织，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做基础教育，最终变革整个生态，形成良性循环。几年过去，已经初见成效。在2018年第四届教博会上，“一土”的教师成长体系获得了中国教育创新成果SERVE提名奖。

“一土这所具体的学校只是一个1，后面还要加很多个0。可以说最终我们希望做的事，80%是超出学校层面的，因为教育是一个整体系统，不可能在生态不对的情况下复制出好的学校。”李一诺说。蓝图已经规划好，能否如其所愿，则只有拭目以待了。

漩涡中的选择

对这些新教育实验，有的人以批判乃至带一点幸灾乐祸的眼光，想要找到他们内部的矛盾和崩塌的迹象，却时常失望而归——没想到大多数的学生真的很开心，老师很快乐，家长很满意。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是“探月”还是“一土”，或者其他理念各异的“新学校”——比如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明悦学校、注重学术能力培养的T-School（挑战者学校），都是“愿者上钩”。如果不是认同这样的理念、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老师们不会来这里工作，家长们不会把孩子送来。偶有误会的，也会选择退出。如王熙乔所说，“探月”的招生标准很简单：找到那些正在寻找我们的人。

真正的张力，在这些微观环境和大的教育场之间。这些新教育的尝试，有没有可能扩散至更大范围，而不是成为自我边缘化的桃花源？两个疯狂的黄庄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就像黄庄路口川流不息的行人，几乎任意一种教育路径都可以找到无数鲜活的例子。有人从西向东跨越。“探月”创始届中的一位学生，初中在人大附中就读，成绩优异，有着无数人最羡慕的“位子”。可家长和他一起，舍弃了那个更有保障的升学前景，决心开展这次冒险。那位从小为孩子的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殚精竭虑的母亲会放心把孩子送到“探月”的年轻人手中吗？毕竟，探月学院的“70后”督学钱志龙已经是这里的“老年人”。可提到王熙乔，她却忽然放慢了语速：“Jason（王熙乔）的压力最大，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他要想着30多个孩子呢。我们无条件支持他。”患难与共之情，已然建立。

也有人从东向西跨越。一路从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升上来的北大子弟，因为王铮的改革，高中选择离开北大附中，也不止一位。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教师愤怒地表示，“自杀式改革”让北大附中从“一流中学”变为了“二流中学”。在他看来，所谓“先进模式”，其实是无视“基础教育规律”。只不过，谁又能坚信“规律”在自己的手中？

每一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叛徒”和守卫者，还有更多的人，游走于其中。也许从外部看去，黄庄马路两侧不同的阵营“势不两立”，一边是“进步”，另一边是“落后”，或者颠倒过来，一边是“规律”，另一边是“反规律”。可真正生活在黄庄的人，却往往感觉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旋转中的漩涡，彼此依存。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补习班的黄庄，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教育改革的黄庄。

2017年，一土学校举办年末嘉年华，场地在北大附中的下沉剧场。李一诺和王铮对谈时，触及了中国教育现实背景下那个无可回避的问题：高考。王铮说：“公平的东西，不一定是教育的东西。”

教育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谁能代表教育的方向？

王铮不接受媒体采访，也极少在公开场合发言，但他对学生很好，愿意和他们交流——学生们有时会叫他铮哥。7年前春节假期里的一天，一位高一学生曾约他聊聊，交流在学校里的感受。

王铮那天说了很多。中午王铮请客，就在海淀黄庄西南角的那个麦当劳，他坐在取餐台左侧的位置，面向门口，正好可以看见整个黄庄十字路口。

那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说他觉得北大附中本来已经很好了，改革带来很多新的东西，反倒让人有点眼花缭乱。

王铮的回答是：“教育的生态，无论是一个学校里面，还是整个社会，都需要多样性。”